近年来，中国为了支撑经济增长，能源需求不断扩张，面临在全世界找油找矿的巨大压力。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市场上成长最快的买家。但中东危机、日本核电站危机，分别在石油、核电上打击了中国的能源战略安排。怎么办？

现在中国的策略主要还是外延扩张式的安排，即加大资源占有、购买，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多建核电站、水电站，巨资建设电网等，但这种策略忽视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能源利用效率！安邦的研究发现，如果能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将会极大缓解中国的能源需求压力，也相当于中国找到了许多的海外大煤矿大油田。因此，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应该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可持续的组成部分！

能源需求急速扩张

图1  中国能源需求相对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的变化

来源：《信报理财新闻》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8%的增速连续发展，同此同时，能源需求急速扩张。中国的能源消费同比增速在2004年达16.1%，2005年为10.6%，“十一五”五年间则分别为9.6%、7.8%、4%、6.3%和5.9%。虽然增速在下降，但能源消费的庞大规模仍在继续增长。中国2010年的能源消费总量达32.5亿吨标准煤，相当于为22.75亿吨标准油，位居全球第二。能源消费的急剧增长正在导致一系列问题，我国外延式的能源发展战略正在经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中国70%的能源依赖煤炭，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煤炭消费增长迅速，随之也使得煤炭产量的快速扩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2009年，我国煤炭消费从21.67亿吨上升到30.2亿吨，以每年大约两亿吨的速度递增；同期煤炭产量从22.05亿吨上升到30.5亿吨，产量扩张的速度也极为明显。2009年，我国首次从传统的煤炭出口国转为进口国，全国累计进口煤炭1.26亿吨，全年净进口达1.03亿吨。2010年，我国全年进口煤炭1.6亿吨，同比增长30.99%，全年净进口达1.4亿吨，同比增长29%。这也是自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后，煤炭净进口量继续高速增长。

在我国煤炭产量和进口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我国煤炭产能也在迅速提升。国家煤监局相关统计显示，全国目前共有在籍煤矿15119处，总产能36.91亿吨；另据国土资源部对已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统计情况显示，全国具有煤炭采矿许可证的煤矿共14423处，总产能36.6亿吨。根据中国工程院和行业专家共同完成的《我国煤炭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综合考虑我国煤炭资源开采条件、生态环境承载力、水资源、运输条件等多因素，到2020年我国科学的煤炭生产能力应在38亿吨左右。但按照2003年以来煤炭产量每年2亿吨的增长速度，2015年前总量就可能达到极限。中国强劲的煤炭需求以及煤炭企业同步的增产措施，都使得市场和中国政府忧心忡忡。里昂证券表示，如果同样设定中国的年煤炭需求增速为5%，中国将在28年内耗尽煤炭储量。无论按哪种算法，煤炭产量的快速增长都将令中国面临能源安全风险。

石油市场的情况比煤炭市场更为严峻。中国自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尽管近年在西部地区以及渤海、南海等地勘探出较大的石油储量，但随着东部主要油田产量的逐年下滑，新油田增长的产量无法弥补后者产量的下降，因此中国目前每年的石油产量都基本维持在1.8亿-1.9亿吨的水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达到2.03亿吨，达到历史最高。然而，中国目前每年的石油消费量早已超过4亿吨，并仍然保持迅猛增长。这导致我国石油进口量的不断上升。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年从海外购买了创纪录的2.39亿吨原油，比2009年增加了17.5%。在进口量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口价格也不断提高。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进口原油的平均费用比2009年增加了29%，达到了每桶77.05美元，全年累计耗资1351.51亿美元，较2009年同期大幅增长51.4%。石油产量增长乏力，而需求增长迅速，导致我国石油进口量快速增加，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年初公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预测显示，如果地质勘查得不到加强，同时不转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则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0%。《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9)》的预测则指出，10年后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4.5%。同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为4.5亿吨-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吨-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之间。

面对这一现状，虽然国内各油田也在尽全力提升产能，但2.03亿吨的产量已经使油田感到高度吃力了，进一步增产越来越困难。这促使我国石油企业纷纷出海找油。自1993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后，中国石油企业开始海外投资的尝试，最初引人瞩目的是1997年中石油在苏丹的开采和炼油项目，因得到苏丹总统的支持，所开采区块“富得流油”，中国石油企业第一次尝到海外投资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随后不断拓展的海外投资步伐，并没有一再结出累累硕果，相反，始于2001年的新一轮海外并购热潮，带给中国企业的似乎更多是创伤。最近几年，中国企业频掀海外并购热潮，石油企业更是一马当先。按照国际数据提供商Dealogic公司的统计，去年中国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收购金额达到创纪录的243亿美元，而2009年只有171亿美元。但是中国海外找油的行动在此轮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中遭受巨大损失，显示了拓展海外油源所不可预测的风险，油源不稳对我国石油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多项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据国家能源局官员介绍，截至2009年底，我国水电装机容量为1.97亿千瓦，核电的在建规模245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1.45亿平方米，均居世界第一。风电装机容量2200多万千瓦，局世界第三。尽管如此，我国依然对能源感到饥饿。走规模扩张的能源发展道路似乎能够最终解决问题，但是现实的情况可能将粉碎我们的梦想。

外延扩张之路走到尽头

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都显示出，规模制胜的外延式扩张之路正在走向尽头。我国能源发展战略正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安全等各方面的压力。

近年来，环境压力对我国赖以生存的主要能源——煤炭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煤炭开发和利用过程中造成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煤炭的开采过程中，一个是在煤炭的加工利用过程中。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开采地的破坏，地表植被和土壤易遭破坏而难以恢复。资料表明，平均每开采万吨煤炭可造成草原或农田塌陷 0.2公顷，开采1吨原煤需排放2吨污水。后者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表现为大量的煤矸石经雨淋渗入地下，造成地下水资源的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短缺，一些地区已经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

山西是我国煤炭产区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典型。山西的煤炭产量约占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使地下矿体层形成空洞，成为采空区。资料显示，山西省万元GDP耗能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生态破坏相当严重。到目前为止，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区达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西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

陕西的情况丝毫不弱于山西。陕西榆林市神木县因煤炭资源丰富而远近闻名。2011年3月22日凌晨，神木县西北部发生一场3.0级地震。神木并非出于地震带，但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地震了。根据陕西省地震局发布的消息，仅3月份，神木就发生两次因采空区塌陷而引发的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从2009年1月19日至2010年12月28日，神木县因采空区塌陷引发的地震有11次。震级最高3.3级，最低1.5级，地震间隔最长5个多月，最短不到1天。与地震相伴的还有缺水。榆林市城乡建设规划局2009年指出，煤矿开采使得榆林区域的地下水位由过去的5至7米下降至16米以下。靠近采空区已无浅层地下水，漏斗现象明显。西北部地面植被已经出现了枯死现象。据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介绍，在榆林，每采1吨煤，就会破坏地表水2.84吨，生态环境成本的总价值达66.1元。至2010年，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平方公里，每年新增70-80平方公里，已塌陷118.14平方公里，每年新增30-40平方公里。内蒙古面临的环境破坏情况同样严重。如此，我国前三大煤炭产区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环境破坏。而这三省是我国煤炭产区前三甲，三省的煤炭产量总共18.83亿吨，占去年全国煤炭总产量的59%。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国际社会也来自中国自身的经济转型要求。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日益关注的焦点，如何减少碳排放成为主要议题，国际社会也利用碳排放对中国施压。我国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70%，煤炭现在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中国能源的主力。我国燃煤发电的碳排放约为1.05公斤/千瓦时，年排放二氧化碳60亿吨。因此，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要求减排的主力。

2011年出版的《低碳经济蓝皮书》指出，目前发达国家普遍主张迫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自愿进行碳减排的有效政策手段之一为“碳关税”，即对中国等没有在国内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根据其碳排放强度征收一定程度的关税。对于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45%的承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不能够接受。包括美、法、英、日在内的许多国家均提出未来将通过“碳关税”等方式，倒逼中国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治理成本。哥本哈根会议以来，美、法、英、日等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对于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来说影响极大，如果实施的话，中国将要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巨大的成本。

最近中东北非政治动荡以及日本核泄露危机对中国能源安全形成了巨大打击，让中国能源战略调整显得日益紧迫。席卷西亚和北非地区的“茉莉花革命”，对中东的石油生产构成了巨大的冲击。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石油供应来源主要来自中东地区，而且中东的石油是中国未来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2010年我国进口来源仍集中在中东、非洲和前苏联地区。其中，从中东、非洲进口原油占总进口量的77%。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石油进口安全。除此之外，我国在中东北非的石油投资也受重大损失。国际局势动荡导致油价大幅上涨，我国需要花费更多的外汇来购买与之前相同的石油。

受中东北非紧张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持续走高。截至4月8日，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5月份交割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突破110美元，报收于30多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每桶112.79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纽约油价上涨了32%。伦敦ICE欧洲期货交易所5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25美元，报收于每桶126.36美元。我国在多花美元的同时，国际油气供需不平衡也加剧了我国石油进口紧张。

日本核泄露也让核电发展的安全瓶颈充分暴露在公众面前。在日本核泄漏发生后，瑞士立刻暂停了三个新核反应堆的审批。德国很快也做出了类似决定：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决定，在对本国核能政策历时3个月的评估期间，暂停国内17座核电站中7座核电站的运营。德国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核能安全部长勒特根和内政部长弗里德里希表示，“日本发生的事情对世界是一个转折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本来计划在未来15年里新建至多11座反应堆，目前建设计划已经进入后期。但在日本核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已要求其首席核调查员起草一份关于日本核泄漏事件影响的报告。

中国也立即对国内核设施进行检查，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严格审批新上核电项目。据外电报道，我国核电行业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冻结新核电项目的政策可能延续到2012年初。中国核能行业协会(CNEA)副秘书长冯毅表示，“中国核电开发在两三年内将会放慢节奏。”但他同时认为，“从中长期看，中国发展核电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我国的核电之路由此受阻，核电放缓的部分必须由其它能源来补上，鉴于其它能源的发展现实，我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事实上，新能源能否可以作为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出路还是一个疑问。新能源大致包括了风能、太阳能、核能和生物能源，但是新能源并不等同于可再生能源，也不等同于清洁能源。其中生物能源有人地矛盾冲突，风能和太阳能属于间歇发电，一度被称为“垃圾电”，适合在电网难以覆盖的局部区域作为独立电源；由于风力发电设备相对复杂，投入较大；太阳能电池的生产过程和使用寿命等问题，使其脱离了政府扶持，通常难以以和传统能源的提供成本相抗衡.就营运周期看，核能无疑是新能源中最具竞争力的，但如从能源提供的全过程来看，核能是否清洁，和核燃料的获取方式以及核废弃物的处置方式密切相关。这次福岛核电站危机，清晰地显示了如果在危机预案、在日常维护等诸方面不善、在保全公司利益的侥幸与损害公众利益的铤而走险间摇摆时，利欲心侥幸心很可能使温顺的核能带来灭顶之灾。

节能增效应提高到战略高度

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围绕能源这个中心来运转了。然而，中国当前能源战略的重点基本上放在“供给侧”——资源和政策都投到了如何搞能源项目、如何找到能源资源等方面，国家能源部门的主要职能也变成了项目职能。但在能源利用的另外一侧——“消费侧”，国内给予的关注则严重不足。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太低，这已成为中国能源领域被忽视的大问题！

从能源利用效率来比较，资料显示，占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2004年的GDP占全球的4%，但单位产值能耗却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主要产品能耗比国外平均高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电力消耗了10%、铝19%、铜20%、煤炭31%、钢材30%。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

表1  中国与其他国家能源利用效率的差距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2》World Bank Database

根据法国能源统计公司Enerdata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需要消耗0.28千克油当量（油当量代表了某个区域所消费的所有形式的能源，包括油、电、煤、气以及其他新能源等），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0%，比OECD国家高出近一倍，比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国家高出近两倍。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中有着巨大的节约空间。安邦研究人员做了简单匡算，如果中国的能耗降到世界平均水平，1美元GDP的能源消耗需要下降0.14千克油当量。2009年，中国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GDP为340903亿元人民币，折合51808.9666亿美元。如果2009年的中国能耗下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减少的能源消耗大约为7.25亿吨油当量。按1吨=6.29桶计算，7.25亿吨油当量相当于45.6025亿桶石油。按目前纽交所原油期货价格103美元/桶，相当于4697.0575亿美元。按1美元兑6.56元人民币的汇率算，相当于30800亿元人民币！如果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省出3万多亿元，这相当于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近38%，解决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绰绰有余！这也说明，就能源消费而言，“节流”的根本性和决定性意义始终比“开源”更现实、更紧迫。

因此，在我们看来，中国能源战略应该完全抛弃以前走外延式扩张的道路，转而寻求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也应该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可持续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的政府部门、石油企业，过去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外延扩张，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利益，最容易看得见。而对于节能增效这种“内涵式”的工作，却非常忽视。因为它分散、不容易看得见，长期被忽视。在新的国际国内压力下，节能增效的工作应该得到重视了，并且要上升到战略层面。它不仅能减轻能源压力，还能直接有利于中国提高单位能耗的GDP产出，对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有巨大的帮助。

节能增效需要其他政策配合

节能增效不只是一个宏观目标，如果要落实，还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政策操作，要兼顾很多不同的目标。在我们看来，节能增效在政策上也是可行的。一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杠杆来促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果能耗效率太低，可以将其作为税费收上来，直到节能措施到位之后再停止征收。二是节能涉及到众多产业，几乎所有产业都有节能的需要。要节能，就需要增加投资，设立与节能相关的新项目，这将会拉动经济增长。这会打消“节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担心。相反，过去大搞能源项目的做法，只能惠及少数几个垄断能源企业。二者之间对拉动经济的差别是很大的。

欧美等国家对节能增效的重视程度和具体操作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是人均能源消耗量最多的国家，然而，即便是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政府也有强烈的意识推行节能政策。在过去10余年间，美国共出台了《21世纪清洁能源的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战略计划》、《国家能源政策》等10多个政策或计划来推动节能。2003年出台的《能源部能源战略计划》更是把“提高能源利用率”上升到“能源安全战略”的高度，并提出四大能源安全战略目标，计划在2005年至2010年间，提供200亿美元发展能源技术。通过实施减免税鼓励使用节能设备和购买节能建筑，是美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样地，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10月19日公布了《能源效率行动计划》，打算最迟在2020年把欧盟的能源利用率提高20%。这一计划包括降低机器、建筑物和交通运输造成的能耗，提高能源生产领域的效率等七十多项节能措施。计划还建议出台新的强制性标准，推广节能产品。这项法案旨在帮助欧盟每年削减1000亿欧元能源支出，同时把欧洲的环保标准推广至全球。欧盟的对内能源战略，又称为“管理需求”，或对需求进行管理或干预。干预需求的措施一是“能源效率行动计划”，主要用于指导欧共体关于节约能源的立法和非立法行动；二是“欧洲气候计划”，主要用于确定、分析、评估并推荐最节能的措施，以便欧盟能够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标准。欧盟干预能源需求的具体措施很多，但仔细研究，可以看出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是统一内部市场，二是开发替代能源，三是强化管理措施。

反观我国，并没有对节能增效给予足够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国家能源局作为中国能源战略制订和政策研究的主管部门，从建立那天开始就没有抓住节能这个战略要点，反而随波逐流与能源垄断企业混为一谈了，把大抓项目放在首位，没有表现出战略部门应有的方向感。

着眼未来，中国在能源战略上应该有所调整，把外延扩张式的能源战略，调整到有巨大潜力的节能增效上来，这不仅可以在能源总消耗一定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还能够促进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