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鲁里埃尔·鲁比尼曾经警告说，中国可能在2013年遭遇经济硬着陆。不少人反驳了“末日博士”的观点。甚至连一向不太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英国《金融时报》也对上述观点将信将疑。从既往历史来看，过去20多年来，凡是关于中国经济将要崩盘的预言最终没有一个得到验证。换个角度来看，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警告，既是一种提醒，有的时候也可被理解为自我炒作。

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支撑经济中长期增长的要素以及业已显现的诸多约束条件来看，尽管中国经济会在未来某个时期或者时间节点出现放缓，但放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增长指标仍有可能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们既要正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约束瓶颈，但也用不着对国外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过于敏感。

全球资源配置力是软肋

中国目前最缺的是企业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尽管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华为，被认为有可能在明年超越爱立信而成为全球最大综合通信设备商，看好华为发展势头的国家开发银行日前更是向其提供了3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尽管包括中国五矿在内的央企这些年来不断提升全球并购能力，但是并不差钱的中国优质企业能否最终在发达国家市场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看对方的意愿与脸色。国际上反对中国企业入驻西方国家的杂音一直不断。事实上，已有好几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总统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从立法上寻求“永久性的解决方案”，以阻止华为在美国销售网络基础设施设备。联想到2008年，华为在美国试图收购电子产品制造商3Com公司以及去年竞标Sprint Nextel Corp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网络升级业务的部分合同的相继失败，实在让人感到中国企业拓展美国市场的举步维艰。

中国从制造和出口大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迈进是整体经济结构升级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内在要求。但中国必须正视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资源供应瓶颈，并找到可行的对策，否则目前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有可能因为上述原因而脱节直至出轨。毕竟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还只有5万多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9%左右。即便如此，中国已经是诸多初级产品的最大消费国，对外资源依赖程度显著上升。假如若干年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比肩美国，对世界资源的依赖程度将更加严重。届时中国未必具备美国那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旦资源供应国掐住我们的脖子，中国经济发展恐难持续。

环视当今世界，顶尖企业尤为关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国企业更是借助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国家力量来提升上述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迄今还没有一家具有一流竞争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是指能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最佳配置的企业，而中国目前的顶级企业中无论是中石油、中石化，还是中国五矿和华为，它们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程度。

西方控制资源和定价权

控制能源与能源通道，把持能源定价权以及将能源交易美元化，是“资源为王”时代西方针对主要竞争对手构筑经济“高边疆”的战略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每经过一次大规模战争，以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BP)、德士古和道达尔为代表的西方石油巨头对中东等地的石油布局就往前一步。

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国家对能源主导权的控制还有针对中国的战略企图。因为无论是俄罗斯和巴西，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要远远小于中国。俄罗斯更是世界第一资源大国。至于印度，尽管其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可能会不断加深，但印度获取外部资源的难度却比中国小得多。目前，全球主要的能源通道几乎都被美国控制。中国暂时只能将着眼点放在拓展陆路运输通道上。西方更狠的一招是掌握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而中国在这方面基本上是看客。

内外兼修提升资源配置力

也许，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并且打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介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逐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除了需要掌握国际规则以及设法破除目标市场国的诸多约束条件之外，就是在管理上要尽快达到国际市场上的要求。不少中国企业尚没有足够能力管理好跨地区、跨国、跨文化、跨民族的员工团队和企业。的确，尽管你在国内的经营已经非常优秀了，并不能保证你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优秀，两者是不能进行简单平移的。其间经营方式和管理方面的适应性最重要。而欧美和日本等国的跨国公司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管理体系，来避免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如它们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十分强调本土化，也就是中国化，摩托罗拉就一直倡导要做一个“中国好公民”、东芝也希望把东芝(中国)建成一个扎根中国的中国企业，而不是被中国人看成是日本企业。不过这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的“本土化”战略真正实施起来却殊为不易，它不仅需要企业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管理系统，还需要一大批具有跨国家和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全球化经理人来实施。而这种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中国跨国公司目前最欠缺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