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油气有机生成学说，生烃岩层中所产生的油气被排出、迁移，富集于有较高孔隙性、渗透性的岩层空间内，就形成常规油气藏。而没有被排出于生烃岩层中的油气，则属于非常规油气，其中保留于煤层中的气体称之为煤层气，保留于泥、页岩中的气体称之为页岩气，此外致密油、页岩油、油砂等油气资源也被列入非常规油气资源之内。常规油气只占油气总资源的20％，但直到本世纪初，占总资源量80％的非常规油气才得以大规模开采。

　　石油工业新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年探索，页岩气终于有了商业性开发价值。

　　2006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为当年天然气总产量的1％，2010年这一数据跃升至17％，超过1000亿立方米（2010年中国天然气总产量为944.8亿立方米）。五年间，美国页岩气产量增长近20倍。在2009年2月的美国剑桥能源周上，专家们用“页岩气革命”来形容美国在页岩气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页岩气被束缚在致密的、几乎没有孔隙和裂缝的页岩（烃源岩）里，必须通过大规模地层压裂，在页岩里人工制造大量的长裂缝，并能把裂缝支撑住，形成气体的通道，让气体保持压力并源源不断地流入井筒，进入采集系统，最后进入集输管道，方能够成为商品。这其间的技术难度，让页岩气的开发利用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进入本世纪，水平钻井技术和地层压裂技术日趋成熟，同时又发展了水平井分段压裂技术和多种技术的综合使用，美国石油工业终于能让页岩气挣脱大自然的束缚为人类所用。准确地讲，页岩气在商业上的成功不是勘探技术，而是开采技术的突破所致。

　　2010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解放您的潜力——全球非常规天然气2010年会”上，一位90岁的老人、页岩气钻井和压裂技术的先驱——美国Mitchell Energy & Development 公司的乔治·米歇尔(George Mitchell)先生被授予美国天然气技术研究所终身成就奖。据报道，他创建的Mitchell公司花了17年时间，数以亿计的美元，先后钻了30多口试验井，测试了多种钻井和各种地层压裂的方法，以及压裂液支撑剂的组合，终于把束缚在页岩里的天然气大规模地、经济地开采了出来。

　　米歇尔先生的成功引发了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几年时间内，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天然气第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不但有望实现天然气的自给，还有可能成为天然气出口国，这一转变对世界天然气的供求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9年之后，页岩气勘探开发热潮席卷全球，世界石油工业在经历了长达150年的陆上常规油气阶段和海上常规油气阶段之后，开始迈入陆上非常规油气阶段。与此同时，Mitchell Energy & Development 公司也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跻身财富500强。

　　在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成熟后，美国石油工业又开始进入页岩油和致密油开发领域。有报道说，不久，美国页岩油和致密油的日产量将超过200万桶，达到美国日总消费量的四分之一。

　　中国开始起步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进口国，和美国一样，中国能源行业也面临着能源需求增长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双重压力，出路也同样只有一条，就是寻找并生产更多的清洁能源。

　　在化石燃料中，天然气是相对洁净的能源，燃烧同等热值的天然气，其二氧化碳排放只有煤的一半和石油的70％。所以，快速增加天然气产量是中国改善一次能源结构的最现实选择。当前，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的比重仅为4％，按国家能源局的规划，到2020年将这一比重增加至10％。但如果只依靠常规天然气，这个目标将很难实现。

　　中国的页岩气储量非常丰富，根据中石油股份公司的数据，中国页岩气的资源量在100万亿立方米左右，美国石油工业在页岩气领域的成功，让中国同行看到了新的希望。

　　2009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页岩气联合研究和技术合作的协议书。随后两年，在北京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两场与页岩气相关的会议。

　　近日，中国工程院已将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列为重大专项，院长徐匡迪还与14名院士一道联名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国家重视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国家能源保障能力。据了解，温家宝和李克强均做出重要批示，支持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

　　目前，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正紧锣密鼓地做着开发页岩气的各种技术准备，独立或与跨国石油公司合作完成了数口试验井，有的已获得工业气流；民营公司社会资本也在密切关注政策和技术的走向，随时准备进入这一行业；国外的石油公司、技术服务公司等也都跃跃欲试，试图参与中国的勘探开发业务。

　　呼唤新体制

　　但是，过去15年中国发展煤层气的教训提醒我们，不打破习以为常的举国体制，中国在非常规天然气领域就无法重现美国的辉煌。

　　中国煤层气总资源量为36.8万亿立方米，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目前探明储量仅为1852亿立方米，勘探开发潜力巨大。

　　尽管官员和业界都在说中国有最好的扶持煤层气开发的政策，煤层气开发技术也已逐渐成熟，但直到去年，中国的煤层气产量也还不到20亿立方米，离“十一五”规划设定的100亿立方米/年的目标差距甚远。

　　而2010年美国煤层气产量约为500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产量的8％，这一比例已经稳定了数年，煤层气开发已成为美国天然气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开发煤层气，中国成立了具有排他性质的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期望其能复制中海油对外合作勘探开发海洋石油的模式。开始阶段，的确有几家美国能源公司携带技术参与其中，但都没有取得期望的成功。

　　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激励也明显不足，这让煤层气难以抵达消费终端；二是许多非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扼杀了行业活力，如严格的准入限制和采气权与采矿权分离等。

　　在资源与技术之外，制度安排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页岩气革命之所以发生在美国，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开放、竞争度最高的石油市场息息相关。美国有数千家大大小小的石油公司，上百家中小公司参与了页岩气的勘探开发，美国本土85％的油气是中小公司生产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石油工业几乎所有重大的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来自于美国。人们公认，美国是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度，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规范的法治体系、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开放的人才市场，则是滋生美国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土壤。

　　中国的国情不同，举国体制也曾创造过中国石油(601857,股吧)工业的辉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现成技术表现出很强的“拿过来”的能力，但创新能力仍然不强，无法开创并引领新产业。

　　体现在石油工业，就是陆上常规油气强于海上常规油气，海上常规油气又强于非常规油气。煤层气发展的不理想也许告诉我们，中国能源工业如果不进行体制创新，就无法适应这场正在发生的新的能源革命。

　　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了多元化参与国家大型项目的条件和成功先例，高速公路建设就是其中一个案例，“谁投资谁受益”的开放政策，推动了中国高速公路的超常发展。而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起点，正是当年在深圳珠海等地建立特区从而“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决策。

　　其实，在页岩气开发上，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当年设立经济特区的办法，在有潜力的地区划出几个“页岩气开发特区”来，把权力和收益多交给地方，多交给投资者，少一些垄断，多一些竞争，也许我们就可以在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上闯出一条新路来。

　　作者为中海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