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董事会与执行委员会成员历史性地访问了由壳牌与中国石油联合开发的长北气田，以及新中国开发最早、产量最大的大庆油田。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壳牌和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的伙伴关系正在进一步加强。
壳牌与中国石油在中国和海外建立了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四川盆地，双方正在勘探致密气和页岩气；2010年，两家公司联合收购了Arrow Energy公司，着手开发澳大利亚的煤层气资源；壳牌和中国石油还与卡塔尔石油国际公司一道，研究在浙江省建设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
目前，壳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中国排名第一的国际润滑油生产和销售商、向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最多的国际能源公司、中国排名第一的国际沥青供应商。这样一家能源巨头，将会如何管理环境影响？如何理解、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锦绣：作为负责公共事务的壳牌中国副总裁，你如何理解我们面临的能源形势？
刘小卫：当今世界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且，人口数量还在增长：现在全球有70亿人口，到本世纪中叶，估计要达到90亿。这将加剧能源需求的全球压力，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一方面是能源需求空前增长，另一方面能源供给严重不足，以中国为例，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凸显出能源安全问题：2010年，中国能源总消耗达34亿吨标煤，原油需求中超过50%要靠进口解决。
在能源使用方面，按照GDP产出来计算：美国的能源使用效率是中国的6倍，日本是中国的7倍，也就是说，每产出1美元的GDP，中国要比别人多用好几倍的能源。国际能源署曾经发布过一个数字——如果中国所有家电都能达到欧盟的能效标准，那么每年就可以节省两个三峡大坝的发电量。能源效率的提高意味着需求总量的降低，也有助于能源安全问题的解决。
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看，中国还面临两方面的环境压力，一是应对全球性变暖问题，二是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水消耗、空气污染等更加本土的挑战。
锦绣：壳牌一直在倡导可持续发展，倡导以对经济、社会和环境负责的方式，帮助世界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具体是怎么做的？
刘小卫：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我曾经画过一张三条腿的板凳，从经济、环境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去解读，这三条腿可以用3个P表示：profits（利润）、planet（星球）、people（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这三者之间寻求平衡，而非取舍其一。
从经济角度来看，国家需要经济增长，企业要盈利；从环境角度看，国家、企业都要尽可能减少负面足迹，对环境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将这种影响最小化；从人的角度而言，在个人、社区、社会之间也要形成良性循环。企业也是社会公民，应该遵从这三个原则。
壳牌拥有的最重要资源是技术，我们正在寻求如何用技术解决上述的能源供需矛盾。比如，目前能开采的天然气和原油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要继续大规模使用能源，必须更多从深海、北极圈去探寻，或者去寻找非常规天然气，比如致密气、煤层气、页岩气。非常规天然气的特点是埋藏深，深到地底下三四千米。你看国贸三期已经很高了，但你想象一下，我们的开采深度比国贸三期要多出二三百倍，而且这些气体藏在比头发丝还要细一千倍的岩层中，这就需要通过钻探技术有效地抽取。其一，钻头向下钻探时要节省能量，其二，气藏小，要避免在地面上钻太多孔。这时候，壳牌的水平钻井技术就派上了大用场，通过水平钻井技术，可以先钻下去两千米然后将钻头横向伸展，再继续探到几千米深。
寻找非常规天然气，本身也是对环境负责任的表现。因为，即使是到了2050年，人类的能源需求仍有70%—80%需要依靠化石能源来满足——我并不是说新能源没有发展的空间，而是人类的能源需求太大，需要多种解决方案。这其中，如何更清洁地使用化石能源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天然气在化石能源中燃烧起来是最清洁的，所以要加大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使用比例。目前，中国使用的一次能源中只有3.8%来自于天然气，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甚至更远到2020年的规划中都明确要将天然气的使用比例提高至8%—10%。政府已经意识到从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的角度都必须要这么做。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非常规天然气已经改变了美国的能源使用结构，未来，美国可能会从一个进口天然气的国家变成输出天然气的国家。中国拥有巨大的非常规天然气储量，发展潜力很大。壳牌可以利用在北美已经使用成熟的技术来帮助中国开采非常规天然气。
这样做可以说是一石几鸟。能源供需矛盾得到缓解，提高能效，清洁利用能源（与煤相比，天然气在发电效率上高出50%，排放量低50%—70%），同时也增强了能源安全性，不断减少对环境和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
锦绣：怎样来减少这种影响？
刘小卫：我们可以从运营和技术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运营层面，我们在开展任何一个项目之前，都会做EHSEIA（environment health safety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环评安全、健康及社会影响评估）。
十多年前，壳牌与中海油共同投资41亿美元兴建了南海石化项目，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石化合资项目。这个项目对当地的社会影响是很明显的：海边渔村要变成现代化的石化城。评估之后，我们发现需要搬迁10个自然村和两个比较大的镇，这是一个八千人的搬迁计划，按道理来说这部分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壳牌和中海油一起做了环境影响之外的社会影响评估。
我们列出了有可能对社区带来影响的具体指标以及监控方法，并协助当地政府建立了生计恢复计划。比如，百姓搬进政府建的房子之后，生活方式上转变比较大，合资企业为此设计了屋顶菜园计划，帮助他们在屋顶上的箱子里种菜。
我们还有助学计划，成立了很多培训班，协助当地建村办工厂，村办工厂可以给石化项目提供工程服务、安装路灯、洗衣服等等。不是说我们做得有多么好，但是至少在做了环评社评之后，能够有针对性地做一些对当地有帮助的事情。壳牌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在补偿之外，将这种影响变成新的机会，我们叫做“能力建设”。
技术方面，合资项目设立之初，我们使用了13项独特的专利技术，每生产一吨环氧丙烷至少少用22吨水，一年少用550万吨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如果把2008年和2009年合资企业通过节能增效所节省的能源加起来，可以满足中国11万用户一年的电量（以上海市居民用电量为标准）。
可持续发展既有利于环境，也有利于企业——道理很简单，耗能降低意味着成本降低。从企业来看，可持续发展是很系统又很具象的，而不是企业心血来潮时去做一两件好事。可持续发展不是做秀。
锦绣：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不应该仅仅成为一种市场化的道德标准，它还是一种公共事务。
刘小卫：这方面的理念其实是随全球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和预期而变化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公众信任企业，企业就能发展好；到了九十年代，不是光说信任就可以，企业还要做给公众看，尤其是在国外，人们开始更多地从环境角度来看问题；21世纪之后，公众更多是要参与到企业中来。人们不仅是关注环境了，还关注企业对社会带来的整体影响。这些外部因素催促着我们去思考如何创新。
壳牌从1998年开始做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此前是做环境报告）。直到2003年、2004年做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企业全球也不过二十家。我们的合作伙伴中海油是在2005年之后开始做的，现在包括大型央企、民企都在做。我觉得中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上并没有滞后，发展趋势非常明显，理念也很靠前。而且，很多企业也善于抓住商机，开始发展风能、太阳能等等。
锦绣：壳牌设有全球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具体到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会实行怎样的管理和考核？
刘小卫：壳牌全球是在大方向进行把控，到了每个国家我们会将大方向转换成一个管理的原则框架，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要走环评、社评的流程。
具体到中国，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林浩光先生对壳牌在中国的声誉和可持续发展负有全部责任。再具体到项目的管理和实施，就由公共事务部来承担。
每年的11月到来年1月有一次考核，壳牌有一份全球统一的问卷，从集团内部到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最后都需要一把手签发，在包括员工权益、对外沟通、可持续发展、安全、内控等层面做出全面的考评，可持续发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考核也作为所有高层管理人员年终评比的指标，也就是说高层的奖金取决于全面平衡的业绩，而不单是主营业务做得好。
锦绣：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投入资金是怎么分配的？
刘小卫：壳牌中国作为一个集团公司，我们会有专项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环境教育和能力建设两个部分。从1995年到现在，我们所有项目加起来已经有几千万美元的投入了。而且在做具体项目的时候，除了壳牌的投入还有合作伙伴的投入。
锦绣：壳牌在与中国的合作伙伴相处的怎样？
刘小卫：中国的企业在做大做强，它们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如快速成长、善于抓住机会。我们也希望更多发挥中国企业的优势，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共同发展。
我们可以与中国企业一起在国外开展合作，比如去年壳牌和中石油在澳大利亚联合收购Arrow Energy，这就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次实践。
另外，壳牌设有中国采购站，针对全球项目向中国企业进行采购——采购之前，壳牌需要对这些企业做认证，不仅仅是制造能力的认证，还包括选材、质量控制、安全评估等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指标。中国企业一旦拿到壳牌的认证，就相当于在整个行业有了通行证。这样做，既帮助壳牌降低了成本，又可以带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还有一种方式，我们将很多研发项目放到了中国，比如将位于世界前沿的生物质能研究放到中科院下面的研究所来做，中科院已经成为壳牌的全球合作伙伴。
锦绣：你如何理解“友善”？
刘小卫：是否“友善”，应该是别人对我们的认可和评估，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这其中包括要有好的理想，好的战略，还要看是否能够执行得好，最后才能得到一个综合评价。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8月号）
